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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一代知识青年命运的辅导书是怎么出炉的?

2020-08-13 05:53:14 gorlrn.cn

  在电视剧中,田源冲到书店,书店里人山人海。《代数》仅余一册,他想了一想,还是把书让给了别人。自己怎么办?手抄吧,但这本书是一定要学习的。是什么样的书如此一纸风行?素净的青色、浅绿、淡黄色封面,这本书就是《数理化自学丛书》。

  据不完全统计,《数理化自学丛书》至少印刷了7000万册,那个时候,在全国各地,无数像田源一样的青年都在抢购这本书,翻烂这本书,因为这几乎就是当时唯一一套能够系统指导青年自学数理化的教辅书。“能够在那个历史转折的时期,为社会作出一点贡献,我感到很欣慰。”这是这套丛书的编委徐福生的感触。“现在满大街的教辅书,没有一本能比上当年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这是徐福生的自豪。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情回溯

  恢复高考不要等了

  “让专家去扫厕所,岂有此理啊!”1977年8月,邓小平召开全国科技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座谈会持续了好几天。最后,邓小平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要拿出一个办法来,今年就开始改,不要等了。

  一个改变了几千万中国知识青年的重大决策就这样出台了。而且这一届的高考是面向所有的学生,没有应届生的限制。

  高考恢复了,很多学生都蜂拥而至地到新华书店买课本,但是库存不足少量的书很快一扫而光,很多学生都没有买到书。田源等学生都很着急,只好相互借着看,或是抄课本,尽管条件恶劣,他们对高考的热情仍然很高。

  时间很快过去,高考的那一天很快就会来临了,田源、夏建国坐上了去陕北的火车。

  高考恢复了,复习教材却找不到

  “我是搞出版的人,在高兴的同时,立即意识到应该为考生们提供合适的读本。”徐福生说,要迎考,总得复习;要复习,起码要有合适的读本。学习可以快一点,紧张一点,但是一定要有学习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不能掌握知识。

  1977年,俞立中从《人民日报》上看到恢复高考的正式文件。

  当时俞立中在黑龙江农场,他是老三届的最后一届,68届。他赞同电视剧中的说法,“老三届的基础是最扎实的。”但他苦于没有复习材料。和田源他们一样,买不到书只能靠借,只能靠手抄。

  问俞立中看的是什么书?“文革前的中学课本,还能有什么书?”对于《数理化自学从书》,俞立中表示只闻其名不见其书,“很遗憾,当时花了很大力气还是没有搞到这套教辅书。”

  1977年,徐福生到复旦大学拜访苏步青老先生,苏步青刚在北京参加完科技教育座谈会回来,他从苏步青那里得到了高考年底就将恢复的消息,感到不可思议。

  现有的教材根本不能适应青年学习的需要。剧中邓小平对教材发过火,还派出专门团队前往外国采购教材,采购回来,新教材编写组还调侃:西方高中物理,学的是半导体机电,而我们学的是“三机一泵”。生物课更糟,学的是“三大作物一口猪”。

  现实情况在徐福生看来更糟,“中学教材只有两本,一本叫《工业基础知识》,一本叫《农业基础知识》。

  一切为了迎考青年,不计利益,不计版权

  1977年10月,《数理化自学丛书》系列中的第一册《代数》面市了。“为了抢时间,印出来一册上市一册,让青年在12月高考前能学到多少是多少。”《数理化自学丛书》 的受到了空前的欢迎,“让知识青年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书籍上市一批,就被抢空一批。

  可是,如果要召集专家学者紧急编写,没有教学大纲,没有标准,时间上也来不及。斟酌再三,徐福生想到他刚工作时,编辑室聘请了南洋中学、复兴中学等拥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当时按照各自擅长的领域编写《数理化自学丛书》。全套共有17册,除《立体几何》以外的16册都出版发行了。

  “就印这一套书,有总比没有好!”作为理科编辑室主任徐福生决定重印《数理化自学丛书》。

  重印没有这么简单,文革中,编辑室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也遭到了破坏,出版社所保存的丛书的全套纸型通通焚毁。“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文字可以存在电脑里。”徐福生说,“没有纸型意味着印刷厂必须重新铅字排版,数理化里面还有很多公式、几何图形、函数图等,要像搭积木一样搭出来,工艺十分复杂。”

  徐福生说,当时为了尽快让《数理化自学丛书》再次面市,缺时间,编辑部每天都24小时加班;缺纸,把本来印“毛选”的纸都调了过来。7000多万册的印数,放到今天的出版界,仍是一个只可以仰望的奇迹,但徐福生说,出版社完全不为了赚钱。“为了减轻购书者负担,丛书定价是一印张8分钱。这是成本价,一分钱都不赚。”徐福生说,而且,出版社完全不计较版权问题,全中国都拿着他们的纸型去印刷。

  新华书店人头攒动,图书馆门玻璃被挤碎

  徐福生给记者讲了这样一则故事。当时有两个上海青年谈恋爱,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农村插队,那段时间,他们每天都写情书,内容都是在谈论这本书,谈如何解题。后来,他们一起考进了上海交大,再后来,他们结婚、生子、老去,直到今天,他们还保存着当时的笔记本,和书信内容。

  7000多万册,即使是这么大的发行量,要买这套书也是很难。每天在新华书店开门前好几个小时,门外就已是人头攒动了,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门口的队伍,可以沿着山东路、汉口路、河南路、九江路绕圈排。

  图书馆借阅也是重要的途径。当时每天早上,到了开门时间,读者像潮水一样涌入。挤进图书馆的人基本就不出去了,一旦出去你的位置也就没了。当年的上海图书馆老员工回忆称,涌入的人群竟然把门玻璃给挤碎了。“那是英国人建造的房子,门很厚的,玻璃也是很厚的,要把那个玻璃挤碎的话不是一两个人能做到的。”开铁门的工作人员被挤得贴在了铁门上,只得大声提醒:“轻一点,轻一点,不要受伤!”

  更多的是实在买不到书的知识青年,就只能向朋友借来手抄。

  不仅如此,全国各地的书信也像雪片一样寄到出版社,大多数都是希望能够帮忙购买这套书。

  “我们是出版社,其实没有书,只有印刷厂才有。”让徐福生记忆犹新的是,一封来自外地监狱青年的信,他说,正在服刑,希望能在狱中学习,但苦于买不到这套书。徐福生动了恻隐之心,将仅有的一套样书寄给了监狱中这名青年。

  没有恢复高考,就没有上纽大校长俞立中

  究其根本,真正改变一代人命运的还是高考制度的恢复。昨天是上海纽约大学迁入新校舍的日子,在陆家嘴筹谋新宏图的上纽大校长俞立中,与1977年在黑龙江农场里的俞立中,就是因为这么一个拐点,才有可能重合。

  在2006年的“上海科技出版社建社50周年庆典”上,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王仲伟对徐福生说,“这套书改变了我的命运,后来我把书借给了两个朋友,就又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

  当然,十年积弊,清除起来也不是易事,剧中出现场长阻挠田源等一众青年高考的剧情,在俞立中身上也得到了印证。“当时我们农场的规定是,25岁以下,或者66届、67届特别优秀的青年,才能报名,我就因为是68届的,第一次高考报名被挡在门外,到78年夏天的第二次高考才报上名。”

  而且迎考也是非常艰苦的。“因为我是夏天考,迎考的时候正好是农忙季,白天要下地锄草,只能晚上到了睡觉的时候,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

  1978年夏,俞立中搭上一辆卡车,一路颠簸,开了两个小时到了一个叫北郊农场的地方,2小时的风吹得他七荤八素。“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俞立中忘不了,王仲伟忘不了,无数如他们那样改变了命运的青年,也都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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